近年来，我国金融业发展较快，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，金融风险总体可控。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集聚了较大的风险隐患，最新数据显示，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9年来最高水平。同时，非法集资、网络金融诈骗等风险不容乐观，银行业高风险机构较多。党的十九大提出打好“三大攻坚战”以来，全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，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逐年提高，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措施和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强化。在此背景下，笔者认为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任务艰巨，必须突出打好，以实现三大攻坚战的协调推进。
摆上首战位置
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切实把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放到“第一攻坚战主战场”的重要位置，拿出更大的攻坚力量向主战场倾斜，坚决打好打赢。
在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的情况下，要指导、帮助银行业金融机构解决不良贷款这个服务实体经济的“后顾之忧”。
现在有一种倾向，化解金融风险、压减银行不良贷款主要依靠银行自身盘活、核销等，把攻坚战的主攻方向放在了银行业内部，减免、核销银行债务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中渐成主流，成了主要措施。笔者认为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亦应多方着力，在导向上可以更多地向银行业外部倾斜，加大针对不良贷款客户的清收、清偿、还债、限制消费、变卖资产以及打击“老赖”的力度。
加强各方协同
三大攻坚战是密切联系、互相影响、统一指挥的协调作战，必须加强“战场”协同，协调“战地”措施，避免单打独斗、单兵突进。比如，精准脱贫攻坚战需要金融业对弱势行业和客户的信贷支持，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淘汰高污染产能，有的地方甚至实行环保“一刀切”，这些都会增加银行业的高风险贷款。在此背景下，如果三大攻坚战的激励约束措施厚此薄彼，则可能会影响三大攻坚战的协调推进进程。
统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精准脱贫两大攻坚战。2017年年末，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，按每年人均0.2万元兜底，脱贫约需600亿元，仅相当于2017年年末全国银行业2.4万亿元不良贷款额的2.5%。基于此，笔者建议，接下来的主攻方向可以适度向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倾斜，像精准脱贫一样包银行、包企业、包客户，协助银行业“精准清收”。同时，建立不良贷款“清收—回馈—扶贫”的联动机制，按化解不良贷款计算，动员银行业按清收惯例提取一定费用的办法，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帮助脱贫，以取得两大攻坚战的协同胜利。
统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污染防治两大攻坚战。高污染企业停产限产即可缓解污染问题，但同时可能增加企业经营压力，诱发不良贷款。在全国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形势下，应高度关注不良贷款率持续扩大的问题，适当补齐金融风险防范的短板，在安排停产限产等措施时，要避免“一刀切”，听取工信、金融等部门的意见，避免此消彼长。
强化政策保障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充分的后勤保障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前提条件。
增加财政资金对化解金融风险的支持。建议增加各级财政对银行业支农、支小等高风险贷款的补贴，建立对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贷款的奖励机制，适度放宽银行业税前核销不良贷款的条件。
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。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初心就是吸收不良贷款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应高度重视资管公司的重要作用，把资管公司作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“突击队”，像二十世纪90年代那样，用较少的“战损”换来不良贷款的快速出表、隔离、化解。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期间，对于资管公司，可以考虑以“接收不良贷款”为主要考核指标。
成立更多金融法庭或金融法院。当前一些地方法院金融积案较多，建议尽快在不良贷款率较高、金融案件较多的地区增设一批金融法院或金融法庭，以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和司法效率。
加强考核问责
三大攻坚战一经打响，我们就要真正进入“战时状态”，敢于动用“战争手段”，强化“督战机制”，尤其要严肃“战场纪律”。
针对精准脱贫、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全国各地、各部门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问责措施，有力促进了两大攻坚战的推进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借鉴其做法，严肃问责：一是问主体之责。金融机构要主动履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主体责任，加强考核问责，坚决实行末位淘汰。二是问客体之责。要强力落实限制“老赖”的一系列规定，对恶意逃废债的企业和责任人实行联合制裁，形成守信光荣、逃债可耻的大气候。三是问属地之责。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，把各地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情况与当地党政履职考核挂钩，与精准脱贫、污染防治一样，严肃问责。同时，要加强对低金融风险地区的正向激励，支持商业银行将信贷投放与各地区不良贷款率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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